從中國經濟的角度而言，2021是具歷史意義的一年；若作一精簡總結，2021可謂中國經濟加強監管的一年。

繼《2016年施政報告》提出香港「再工業化」計劃，創新科技局翌年成立創新、科技及再工業化委員會。至今香港工業化進展不大，市民對再工業化前景與政府的政策用心也不太了解。有見及此，筆者最近與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合作，撰寫《香港再工業化研究》報告，透過企業問卷調查及與業界代表焦點小組討論，以微觀數據分析製造業的當前挑戰，以及利用工業4.0技術升級轉型的潛力與困難，最後分析本港再工業化的可能性與政策期望。

新冠肺炎變種病毒的威脅與日俱增，醫療保健和生物科技業有何應對辦法，自然備受全球關注。生物科技的發展有助解決現存問題， 例如傳染病疫苗、老齡化社會以至氣候變化，對人類社會貢獻極大；但研發過程漫長，技術風險高，尤其需要長期投資和雄厚資本，以及上市前後的持續融資。

網上流傳這樣一條選擇題：「疫情過後，誰在主導你公司業務的數碼轉型？」答案並非行政總裁或技術總監，而是2019冠狀病毒。這個答案雖聽上去頗具玩笑意味，但卻甚具現實意義。

迄今為止，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的疫情還遠未結束。儘管病毒仍在世界各地肆虐，香港仍需依賴嚴格的旅遊限制和檢疫措施來阻止病毒變種的流入，但我們建議政府，應提早研究後疫情時代的新常態，並根據研究制定相關政策，從而讓本港經濟得益。

政府如何干預經濟是經濟學中一個重要的課題。教科書給出簡單的答案：只有在市場失靈或社會財富分配極端不均的情況下，政府才需要介入經濟運作。反觀現實，恐怕沒有哪個政府如此「無甚作為」。即便是在信奉自由經濟的香港，政府的作用也遠不限於解決市場失靈或財富分配的問題。當下社會有一種聲音，希望政府能更積極地制定經濟政策，促進持續發展。

Since Max Weber, Confucianism has been widely viewed as being in opposition to capitalist or modern growth in historical China, especially in comparison with the rise of Western Europe after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In pre-19th century China, the absence of industrialization or capitalism is partially attributed to the conservative nature of Confucian culture, particularly the emphasis on the ‘adjustment’ to the world and the depreciation of pursuing wealth, among others. And perhaps more importantly, the clan as a tangible organization of Confucianism restricted interpersonal cooperation to the family or lineage scope. Such ‘kinship-based morality’, in contrast to the ‘generalised morality’

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y；簡稱SPAC）早於1990年代已在美國出現。以SPAC融資 上市雖非主流，但對比傳統的首次公開招股（IPO），SPAC能提供更快捷的途徑進入公開市場，尤其便於初創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