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為止，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的疫情還遠未結束。儘管病毒仍在世界各地肆虐，香港仍需依賴嚴格的旅遊限制和檢疫措施來阻止病毒變種的流入，但我們建議政府，應提早研究後疫情時代的新常態，並根據研究制定相關政策，從而讓本港經濟得益。

政府如何干預經濟是經濟學中一個重要的課題。教科書給出簡單的答案：只有在市場失靈或社會財富分配極端不均的情況下，政府才需要介入經濟運作。反觀現實，恐怕沒有哪個政府如此「無甚作為」。即便是在信奉自由經濟的香港，政府的作用也遠不限於解決市場失靈或財富分配的問題。當下社會有一種聲音，希望政府能更積極地制定經濟政策，促進持續發展。

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y；簡稱SPAC）早於1990年代已在美國出現。以SPAC融資 上市雖非主流，但對比傳統的首次公開招股（IPO），SPAC能提供更快捷的途徑進入公開市場，尤其便於初創公司。

中美對抗的前景：理念之爭還是體制之爭? 國家主席習近平最近與美國總統拜登舉行視像峰會。有人可能認為中美關係會出現新轉機，但有鑑雙方基本態勢依舊，中美戰略對抗的格局不會因為最高領導人之間的會面而產生重大改變。 要準確預判中美之爭的未來走勢、鹿死誰手，有兩個誤區必先克服。首先我們要有大局觀，切忌被一招半式的局部得失所迷惑。就像弈棋一樣，一方步步進逼，另一方手忙腳亂、窮於應付，但是一日之長短並不足以奠定最後的勝利。在步步進逼之下，往往是柳暗花明的先兆、海闊天空的契機。高手的狠招，表面上不動聲色、好整以暇，卻能使對手的生存空間愈縮愈小。如不立刻應對，下一步就是死棋。所謂善戰者無赫赫之功就是這個原因。從這個角度看，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招招看似雷霆萬鈞，但實際殺傷力有限。如果關稅令商品價格大幅上漲，損害的倒可能是美國消費者的權益。 理念之爭還是實力之爭 兩國之間的較量，決勝關鍵不在意識形態，而在實力。美國指摘中國侵犯人權、侵佔南海等藉口，無不冠冕堂皇，似乎站穩道德高地。不過美國自己的歷史也不見得光彩。坊間普遍認為，美伊關係是從1979年的伊朗人質事件開始持續緊張，但其實美伊交惡的導火線，早於1953年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劃軍事政變，在推翻伊朗民選總理摩薩台（Mohammad Mosaddegh）時已經埋下。特朗普上台前後，美國媒體大肆報道俄羅斯干預美國大選，使當時美國國內人人義憤填膺。但某位美國高官卻一語道破：「要說干預別國大選，我們可是精於此道！」 現時中國共產黨在國人心中地位崇高，新世代的年輕人早已不再崇洋，故西方的人權牌絕不足以打敗中國。從文化角度出發，在2013年前，全國電影票房的三甲均由荷里活大片如《阿凡達》、《變形金剛：黑月降臨》以及《鐵達尼號》等佔據。但去年全國電影票房的前十名全是國產電影。可見可口可樂、麥當勞、星巴克這些西方品牌在中國年輕人眼裏已光彩不再。 上世紀冷戰時期，美國應對蘇聯的戰略是建基於「圍堵政策之父」（Father of Containment）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於1947年發出的「長電報」（Long Telegram）。其核心思路，顧名思義是，以外交和經濟上的圍堵為主。但即使後來中央情報局訴諸暴力和陰謀，凱南亦不以為然。可見民主國家的決策者也知道單憑漂亮的言詞贏不了冷戰。蘇聯垮台，不是因為美國站穩道德高地，而是傳統社會主義的生產效率低，未能與生機勃勃的資本主義競爭，最終被美國前總統列根的星球大戰計劃拖垮。…

特首林鄭月娥在10月發表了最新一份《施政報告》，其中大篇幅強調推動新界北的發展，並重點推出了「北部都會區」戰略。北部都會區包括元朗和北區兩個地方行政區，佔地約300平方公里，計劃落成後可容納250萬人居住。北部都會區的構想展現了香港政府少見的宏大格局。社會各界對此反應熱烈，很多評論指出北部都會區的建設，有助緩解香港當前面臨的諸多問題，例如土地供應長期不足、產業結構單一、創科發展緩慢、經濟活動過度集中在維港兩岸等。但也有分析人士持觀望態度，主要是質疑香港政府對於這樣一個宏大規劃的實際執行能力。

困擾香港特區的貧富懸殊問題揮之不去，令人憂慮，但究竟何謂富人？根據嘉信理財（Charles Schwab）的現代財富調查【註】，2021年美國人對富有的定義是資產淨值達190萬美元。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全球財富報告估計，2020年全球有5610萬人的個人資產逾100萬美元，其中約2000萬人居住在美國，而當中700萬人的淨資產超過500萬美元，21.5萬人的淨資產超過5000萬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