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入2020年元旦，市民即面對電費加價：中華電力有限公司加幅2.5%，香港電燈有限公司則加5.2%。去年年底兩家電力公司宣布新收費，立刻引起一片口誅筆伐。手機、汽車、豬肉、大米也會加價，但消費者常常淡然處之；即使房價貴得離譜，只升不跌，也沒有像電費這樣招來眾口一詞對賣方的批評。究其原因，是因為電力是一個受嚴格管制的行業，一分一毫的價格變動都要得到政府批准，不像其他大部分行業，價格主要受供給、需求、競爭的影響而自由浮動。即使是房屋，特區政府的干預也不過是間接通過徵收特別印花稅來調節，而不是直接設定交易價格。討論電費漲價合理與否，首先要理解為什麼電力行業需要管制，以及怎樣管制才屬有效。

The scale of sustainable investing has grown rapidly, with total assets reaching US$3…

中美對抗的前景：理念之爭還是體制之爭? 國家主席習近平最近與美國總統拜登舉行視像峰會。有人可能認為中美關係會出現新轉機，但有鑑雙方基本態勢依舊，中美戰略對抗的格局不會因為最高領導人之間的會面而產生重大改變。 要準確預判中美之爭的未來走勢、鹿死誰手，有兩個誤區必先克服。首先我們要有大局觀，切忌被一招半式的局部得失所迷惑。就像弈棋一樣，一方步步進逼，另一方手忙腳亂、窮於應付，但是一日之長短並不足以奠定最後的勝利。在步步進逼之下，往往是柳暗花明的先兆、海闊天空的契機。高手的狠招，表面上不動聲色、好整以暇，卻能使對手的生存空間愈縮愈小。如不立刻應對，下一步就是死棋。所謂善戰者無赫赫之功就是這個原因。從這個角度看，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招招看似雷霆萬鈞，但實際殺傷力有限。如果關稅令商品價格大幅上漲，損害的倒可能是美國消費者的權益。 理念之爭還是實力之爭 兩國之間的較量，決勝關鍵不在意識形態，而在實力。美國指摘中國侵犯人權、侵佔南海等藉口，無不冠冕堂皇，似乎站穩道德高地。不過美國自己的歷史也不見得光彩。坊間普遍認為，美伊關係是從1979年的伊朗人質事件開始持續緊張，但其實美伊交惡的導火線，早於1953年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劃軍事政變，在推翻伊朗民選總理摩薩台（Mohammad Mosaddegh）時已經埋下。特朗普上台前後，美國媒體大肆報道俄羅斯干預美國大選，使當時美國國內人人義憤填膺。但某位美國高官卻一語道破：「要說干預別國大選，我們可是精於此道！」 現時中國共產黨在國人心中地位崇高，新世代的年輕人早已不再崇洋，故西方的人權牌絕不足以打敗中國。從文化角度出發，在2013年前，全國電影票房的三甲均由荷里活大片如《阿凡達》、《變形金剛：黑月降臨》以及《鐵達尼號》等佔據。但去年全國電影票房的前十名全是國產電影。可見可口可樂、麥當勞、星巴克這些西方品牌在中國年輕人眼裏已光彩不再。 上世紀冷戰時期，美國應對蘇聯的戰略是建基於「圍堵政策之父」（Father of Containment）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於1947年發出的「長電報」（Long Telegram）。其核心思路，顧名思義是，以外交和經濟上的圍堵為主。但即使後來中央情報局訴諸暴力和陰謀，凱南亦不以為然。可見民主國家的決策者也知道單憑漂亮的言詞贏不了冷戰。蘇聯垮台，不是因為美國站穩道德高地，而是傳統社會主義的生產效率低，未能與生機勃勃的資本主義競爭，最終被美國前總統列根的星球大戰計劃拖垮。…

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y；簡稱SPAC）早於1990年代已在美國出現。以SPAC融資 上市雖非主流，但對比傳統的首次公開招股（IPO），SPAC能提供更快捷的途徑進入公開市場，尤其便於初創公司。

針對2019冠狀病毒病大流行危機，繼美國國會2020年先後通過總值2.3萬億和9000億美元的紓困法案，今年3月，總統拜登又簽署總值1.9萬億美元的「美國救援計劃法案」，共佔美國本地生產總值（GDP）的24%，數目之大，就連2009年為應付金融危機推出的8000億美元經濟刺激方案，也顯得相形見絀。

香港在連續數月「清零」後，在社區出現Omicron變種病毒個案，爆發第五波疫情，特區政府因而重新推出表列處所須關閉等社交距離防疫措施，並取消多項大型活動。